氛围音乐（ambient music），电子音乐分支之一，源于20世纪70年代艺术家们的一种实验性的电子合成音乐，代表人物如Brian Eno、Kraftwerk以及Harold Budd，同时也具有80年代trance风格的数码舞蹈乐曲。氛围音乐是一种有足够空间让人发挥的有着声波结构的电子音乐。它没有作词或作曲的束缚。尽管艺术家在创作之间有暗示性的差异，但对于偶然一次的听众来说，它只是不断地在重复和没有变化的声音。多亏像Orb和Aphex Twin的氛围数码音乐家们，才在90年代早期，氛围音乐成为一种令人痴迷的音乐。 部分发展史： AMG对氛围音乐的解释是，一种具有空间感的电子乐，常较关注声音材质、多重复，无歌词或谱曲。对那些偶尔听这种音乐的听众而言，尽管作曲家的风格可能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听上去却差不多。 也许是由于它听上去显得颇为深奥以至于不能吸引大量的听众。很多氛围音乐是由一票同时涉足其他音乐形式的音乐家所创作，他们都有不同的传统或背景：学院派的试验电子、Minimal Music、Spacemusic、舞曲音乐、民族电子乐、哥特或工业音乐等等，这种作曲者身份的复杂性很容易导致跨“行业”作业。氛围音乐的定义从一开始就是极端含混的，后来氛围音乐更是渐渐远离了最初所强调那种具象之声，而用一种更不清晰可辨的手法来处理声音，更加注重声音的空间感，色彩和音色，而不再仅仅是局限再背景节奏、可辨旋律及和声结构的有或无。 Eno之前 “那些过去不被接受的声音已被用于音乐创作，音乐界过去的那种宁静从此被搅浑” “20世纪是音乐革命的时代” （《音乐中的新方向》，David Cope）。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提及的一种叫做“伊奥利亚竖琴”（aeolean harp）乐器，拿现代的概念看来，通过它产生的音乐可能是最早的氛围音乐。伊奥利亚竖琴通常被挂在室外，当气流（风）通过琴弦时便能自动演奏。再后来由教堂管风琴所演奏的音乐也可看作是氛围音乐，教堂中演奏管风琴的目的不在于让信众聆听， 而是让信徒们的精力更为集中，并帮助营造那种在**时应有的气氛。这种为了改变参与者某种状态的教堂音乐，同当时盛行的音乐大厅或私人室内乐演奏场所的音乐有在功能上有很大不同。这些早就存在的音乐其背后的理念同氛围音乐有共同之处。 早期的音乐多数只使用五度音程，越来越多的音程在后来被允许使用，如四度、三度和六度等等，到勋勃格的12音音乐（twelve-tone music）中更是任何音程都被允许使用。当然这些发展无疑仍是在乐音的线性概念下进行的，一定的音高和具体的时长等等。勋伯格和同时代的其他作曲家如德彪西及拉威尔的突破在于，让音乐从内心主观世界向外在客观世界靠近了一步，有趣的是，这和同一时代的印象派绘画正好走了相反的路线。 基本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声音集群（sound mass）这一概念，它不再强调单独的乐音，同时将规则可辨的节奏、明显旋律和分明的曲式结构这些以往被高度重视的元素弱化，在此概念指导下创作的音乐在当时常常被听众认为是噪音(乐音的不和谐)，可算是早期音乐和噪音如何划分的一次争议。 马勒（Mahler）和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是最早使用声音集群概念的两位作曲家，后来的李格第（Gyorgy Ligeti）更是将这一概念作为他创作的主要焦点。尽管无论是马勒还是李格第仍是使用乐音，他们的革命性在于乐音被开始用来制造不和谐的噪音。声音集群的概念在具象曲家伊阿尼斯·泽纳基斯（Iannis Xenakis）等人身上也有体现，但采取的方式不同，他们不再仅仅试图将单个的声音融于整体音乐中，而采用声音颗粒（sound grains）——将采样得到的声音进行裁剪，从中获得那些仍能代表整体的声音片断，通常只有5到40毫秒——的手段，即通过声音颗粒的组合进行创作，这时通过采样获得的声音就不仅仅是乐音了，多数是货真价实的碎形之声。 直接对氛围音乐产生影响的古典先锋派作曲家中，还有19世纪晚期的Claude Debussy和Erik Satie。Debussy的印象派（不表现感情，只表现感观印象）作品《牧神午后》和《大海》通过对传统大小调体系的突破，预示了西方音乐的新纪元的到来。 Satie提出的“装饰音乐”（furniture music）概念同Eno提出的Ambience概念类似。他对自己为一家画廊开业所写的音乐进行了这样的介绍“我们请求您在幕间不要注意这音乐，而请你随便活动，就像这种音乐根本不存在一样。”他认为这种音乐的价值在于它象“一张画或者一把椅子，你可以坐或者不坐，这样来为生活作贡献”。在他后来的作品《炫技表演》中更是使用了打字机作为点缀性的噪音。显然Satie这里所持的价值观不同于传统的精英主义那种艺术高于生活的价值观，而强调音乐作为生活的一部分。